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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喜爱使罗马人不惜耗费重金，以至于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对此发出了批评：“保守估计，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每年从我们帝国拿走100万赛斯特斯：这就是我们国家在奢侈品和妇女身上所消耗的费用。”不过，当时罗马人是从作为中介的帕提亚人那里获得丝绸的。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迎来中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即便是这种零星的间接接触也几乎断绝。欧洲与中国的直接相遇，还要等到13世纪重新开启。
13世纪，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古老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再次贯通。这时欧洲与东方的贸易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中东作为中介而完成。丝绸和香料是最受欧洲人喜爱的东方商品。
东方丝绸生意主要由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热那亚附近的卢卡和威尼斯都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热那亚的东方丝绸生意常常以黎凡特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即大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为中介，威尼斯则主要通过拜占庭作为中介，不过他们总在试图摆脱中介，直接来到中国。尤其是热那亚人，他们通常在中国购买大量的生丝，然后运回欧洲，再卖给意大利丝织品加工作坊进行加工。
根据意大利艺术史家的研究，这些珍贵丝绸所制成的丝织品，被少数富裕阶层所消费，同时也被用来包裹天主教的圣物，或者制成教皇或教宗的衣物，外界因此难以见到，其中的一些至今仍保留在教堂和博物馆中。同时，可能出于商业保密的需要，热那亚商人很少留下他们在东方活动的记录，关于东方的记录更多是由传教士留下的。
当时为了抵抗，罗马教皇试图联手蒙古皇帝，意大利传教士肩负着使命来到了中国。马可·波罗虽为一名商人，肩负着的正是这样的使命，并在他们中间成就非凡。马可·波罗成了在中国生活、工作，并且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的第一个欧洲人。他为欧洲人想象遥远的东方第一次提供了真实可据的图景，全面激发了欧洲人对于东方富庶、神秘的无限渴望。
据英国剑桥大学西德尼学院历史考古学教授Janice Stargardt的研究发现，欧洲现存的中国古代瓷器年代最早的共有两件，一件是元代德化窑的“马可·波罗瓶”，另一件是元代景德镇窑的“玉壶春瓶”。前者被认为很有可能就是由马可·波罗在刺桐城（泉州）购买并带回欧洲的，时间大约为1290年，现藏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但它也有可能是作为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战利品的一部分最终进入威尼斯国库的，这次十字军东征也构成圣·马可大教堂收藏的起源。
欧洲人大宗收藏中国瓷器还要等到16世纪、葡萄牙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之后。不过在这之前的15世纪，意大利地区作为欧洲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已开启了欧洲最早的中国瓷器收藏。和丝绸、香料一样，15世纪输入欧洲的东方瓷器，也要经或中东之手，主要路线是经过丝绸之路穿过中亚，进入马木留克苏丹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此时的瓷器比丝绸和香料还要珍贵，因此，常常作为苏丹和奥斯曼皇帝的国礼用来赠送给进行外交结盟的各欧洲国王和总督。其中，马木留克苏丹于1498年和1508年曾赠送给威尼斯执政团。
而在堪称15世纪拥有中国瓷器最多的欧洲收藏者意大利费拉拉公爵夫人埃拉奥诺拉·阿拉戈纳的遗产清单中，所发现的170件瓷器，很有可能也是来自于马木留克苏丹的赠与。埃拉奥诺拉的父亲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阿拉戈纳，15世纪，那不勒斯与北非之间来往关系密切，费兰特经常与开罗苏丹交换礼物。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的遗嘱中也曾提及，欧洲藏品中最古老的中国瓷器就来自那不勒斯，可追溯到1323年普利亚地区出土的瓷器。
不过最有代表性的中国瓷器收藏非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莫属。据艺术史家统计，在其家族从14世纪末崛起到18世纪中期没落期间，共收藏中国瓷器1125件。美第奇家族以银行业起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是在美第奇家族支持下兴起的。据记载，1487年，马木留克苏丹曾送给家族中的“洛伦兹陛下”几只来自中国的青瓷花瓶，洛伦兹的财产清单显示，他总共有52件瓷器。根据1533年出版的佛罗伦萨大公科西莫一世藏品目录，他在维琪奥宫收藏了373件瓷器。
当然，当中最热衷亚洲艺术的人要数科西莫一世的儿子佛罗伦萨大公弗朗西斯科一世。他不仅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还在1575年至1610年期间，和其弟弟费迪南德大公一起，通过两次实验，成功试制了欧洲第一例软质瓷，引起巨大轰动，成为欧洲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种瓷器初看起来和青花瓷已经相当接近，不过质地较软，至今，在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这种独特的“美第奇瓷器”。之后，这种仿制中国瓷器的努力，在葡萄牙、荷兰纷纷展开，直到德意志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于18世纪早期才研制出了真正与中国瓷器相同的硬质瓷。
遗憾的是，由于美第奇家族绝嗣，托斯卡纳地区被哈布斯堡家族兼并，美第奇家族超过300年的东亚艺术品收藏也散落各地。
18世纪，风靡整个欧洲宫廷的“中国风”也刮到了意大利地区，不过此时意大利各城邦再也不是“中国风”的引领者。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彻底改变了欧洲与亚洲进行贸易的格局，这一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地区转向了欧洲北部，先有16世纪的葡萄牙人，后有17至18世纪的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居上，而曾经作为地中海贸易中心的威尼斯、热那亚、弗罗伦萨、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则渐渐失去了东方贸易的核心地位。随之而起的是意大利各城邦的衰落，且从16世纪起，意大利的领土就先后被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占领。正是这些占领者将“中国风”带到了意大利本土。
威尼斯最著名的“中国风”建筑是位于维琴察的瓦尔马拉纳山庄的贵宾室。它是18世纪威尼斯学派重要成员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波罗的儿子的作品。小提埃波罗一直关注“中国风”的发展，特别是他在德意志和法国游历时期。这间展示了五个不同中式场景主题的房间，是他风格多样的威尼斯“中国风”的集大成之作。威尼斯珠宝商乔万尼·韦奇为了与迈森瓷器竞争，于1720年创办了欧洲第三家瓷器工厂，虽然只开办了七年，却创造出了许多瓷器精品，在当时的欧洲独一无二。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地区在萨沃伊家族统治下，成为18世纪意大利中国风的一个重镇。波吕克塞娜作为撒伏依公爵及撒丁国王卡罗·埃马努埃莱三世的第二任妻子，她在1732年至1735年间下令在王后庄园修建了四个中式房间。当中所使用的带有精美花鸟图案的40块金色和黑色中国漆板，使整个房间华丽生辉，成为皮埃蒙特洛可可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波旁家族的卡洛斯三世身兼那不勒斯、西西里和西班牙三地国王。他于1734年来到那不勒斯，掀起了那不勒斯宫廷的“中国风”。1741年，他在大皇宫的花园里建起了皇家瓷器厂，瓷器厂最伟大的作品是在1757年至1759年间为玛丽亚王后建造的波蒂奇庄园内的瓷器室——它堪称全欧洲最精致的“中国风”作品之一。
这件瓷器室，约81平方米，所有的房间墙壁都由彩色瓷板所覆盖。天花板以高浮雕的形式绘制瓷器上的元素，其上尽是来自东方的图案，有乐器、猴子、珍禽、面具、龙以及女人的面孔，而他们都被鲜花和丝带簇拥和缠绕，形成花团锦簇的效果；四面墙上是大块镜面与镀金装饰性花纹的组合，非常典型的法式“中国风”。这件杰作在1866年整体搬迁到卡波迪蒙特宫。
那不勒斯另外一件“中国风”的代表作，是西班牙王子斐迪南多一世在蕾西纳的法沃里达庄园建造的“中国风”房屋，这件风格简洁的“中国风”作品与一般“中国风”作品呈现出巴洛克的宏伟或洛可可式的繁复纤巧非常不同，是那不勒斯“中国风”1775年转变后的最初见证。
它的屋顶和四壁所使用的装饰画，罕见地出现了大量留白。特别是墙壁上的装饰画，画中只有一两个人物和一株植物，画的上部以淡蓝色暗示天空，更接近中国人物画的构图方式。艺术史家认为这种方式更接近当时欧洲新出现的艺术风格——新古典主义，给人以典雅和明亮的感觉。
尽管在托斯卡纳地区，美第奇家族曾经拥有辉煌的东亚艺术品收藏史，但是在家族绝嗣后，哈布斯堡家族接管了这个地区，其中的统治者彼得罗·利奥波德统治时期带来了另一种“中国风”。利奥波德在皇家小丘庄园设计了九间“中国风”房间。其中四间贴满了中国进口的墙纸画，两间是花鸟画，另外两间是带人物和建筑物的场景。以此为灵感，设计师为利奥波德的妻子玛丽亚·路易莎公爵夫人设计了华丽的刺绣画，并将之用于装饰皮蒂宫内皇后的房间，这种将中国图案元素进行有机整合的方式呈现出和谐典雅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这一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完美典范当属位于热那亚的斯皮诺拉宫的中国室。它的主人是时任热那亚共和国的驻法大使克里斯托弗罗·斯皮诺拉，他在1700年至1778年间下令将该宫殿整修为“中国风”。这种装饰风格的特点是对称与平衡。具体来说，就是将中国图案元素根据几何原理进行排列组合，凸显新古典主义理性和谐的至上原则，给人以庄重典雅之感。
